每次訪問台灣，都會到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拜訪黃一農教授。而每一次拜訪結束後，他都會說，你連飯都不吃，我們還算什麼朋友？！
他太忙了！我實在不忍心浪費他的寶貴時間；而只有耐心的解釋，他才會「消氣」。
我和黃教授是2004年在廈門胡里山炮台相識的，當時為了考證一尊「天啟年間」的紅夷大炮，他竟然在胡里山炮台整整等我4個多小時。
一個台灣名牌大學的教授，為了釐清一個學術課題，竟然不惜浪費4個多小時時間，讓我大為震撼和感動！當我趕回炮台時，他已經走了。在感覺實在「太失禮」之時，我只有扮演「蕭何月下追韓信」之角色；終於在廈門大學白城找到他。
侃談之間，感悟其學識淵博且虛懷若谷。從此我和他結下不解之緣。也許是為了彌補幾年前的「失禮」，所以後來我每次到學院拜訪都不敢打擾他太長的時間。
是誰先引進紅夷大炮進入中國戰場？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課題。當我請教黃教授的時候，他給我一篇〈西洋大炮與明末政局〉之學術論文並且說，早在明萬曆47年，中國福建的工匠已經仿製了西班牙人的呂宋大炮了。
2004年夏天，福建石獅市博物館收購一塊明末兵部尚書黃克纘為其兄黃克立撰寫得「墓誌銘」。黃教授因教務繁忙，就電告我從廈門前去石獅「拓印」墓誌銘之碑文。為了第一時間考證其真偽，黃教授第二天晚上就風塵僕僕地趕到石獅與我會合。他反覆驗證碑文的內容之後，便喜形於色地告訴我，墓誌銘是中國閩南同安人第一次仿造紅夷大炮的「物證」。不久，他在〈明末薩爾滸之役的潰敗與西洋大炮的引進〉論文中引用史證與物證的關係，切入從武器和戰術的角度探討紅夷大炮的鑄造與南洋地區閩南工匠的關係，認定時任兵部尚書的黃克纘招募閩南工匠在北京鑄造中國第一批紅夷大炮並且參加遼東的「三大戰役」。此一研究匡正了先前學界認為徐光名等天主教徒首先引進西洋火炮的錯誤認知。
2006年9月，我在《廈門晚報》發表〈同安大炮的輝煌〉文章，意在把廈門地方史與中國歷史之關節相連接，進一步闡述閩南同安人早在明末年間就具備「師夷長技」的思想、行為和能力，並且從此活躍在中國軍事與戰爭舞台上。
文章刊出不久，有廈門年輕學者提出異議，認為紅夷大炮的引進是澳門天主教徐光名。黃教授聞知後告訴我，史學上有不同爭論是正常現象。而問題的關鍵，則是必須善於運用新的史證和新的物證來驗證自己的論點。然而除了史證（黃克纘給明皇帝之奏摺）、物證（墓誌銘）之外，「新物證」又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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